1961年3月16日清晨，上海丁香花园里很安静。傅涯正准备出门上班，陈赓从床上坐起来，胸口一阵闷痛压过来，他没有喊人，也没有去碰床头柜上的药瓶。 等身边的人发觉不对时，时间已经不够了。 几个小时之后，华东医院的抢救宣告结束，陈赓的生命停在五十八岁。此时距离他五十九岁生日仅仅半个月。 从组织安排上说，陈赓到上海是来养病的，不是来工作的。1957年他在北京突发心肌梗塞，抢救了三个多月才脱离危险，医生反复交代工作强度必须压下来。 此后几年，他的心绞痛时有发作，1960年冬天第二次心梗来势更凶，昏迷数日才醒过来。 到1961年初，中央考虑到北京冬天寒冷对他心脏有负面影响，安排他南下上海，住进丁香花园。 随行人员有医生和警卫，上海市委方面也做了交代，目的只有一个：让他真正闲下来。 但陈赓从来没有真正闲下来过，他的身体底子早在战争年代就被反复消耗。 1933年在上海被捕后遭受电刑，心脏受到过直接损伤； 抗战期间在太行山多次中毒气，腿部旧伤始终没有好利索。 这些伤害在年轻时可以硬扛，但到了五十岁以后，这些“旧账”一笔一笔都找了回来。 可问题在于，他自己并不把这些账当回事。 创办哈军工期间，心绞痛发作了他就含一片药，缓过来继续开会；国防科委的工作铺开以后，导弹、核项目几条线同时推进，他更不肯退到二线。 身边人劝他，他通常不做争辩，而是继续做手头的事。 到上海以后，丁香花园的门也并没有真正关上。上海是他早年做地下工作的地方，老战友、老部下太多，听说他来了，登门探望的人不断。 医生交代静养、少客，但陈赓不愿意把来看他的人挡在门外。每一回见面都要说话，说话就要费神，费神对一颗已经反复梗死过的心脏来说，本身就是负担。傅涯白天被安排去基层调研，陈赓一个人留在院子里，表面上是在休养，实际上脑子很少真正停下来。 真正改变最后那段日子走向的，是一份文件。 1961年初，军委布置了一项工作，要求中将以上高级将领撰写个人作战经验总结，作为部队战史和教材建设的材料。 以陈赓的资历和经历，正在应当撰写之列。 但组织上了解他的病情，在名单处理时做了特殊安排，没有把通知发给他，意思是让他安心养病，暂时不接触这项耗神的工作。 然而，上海警备区的一位副司令员并不知道这个特殊安排。 他与陈赓相熟，到丁香花园探望时，谈起这件事，随后把相关文件送了过来。 从这位副司令员的角度看，他做的是分内之事，军委有通知，陈赓是高级将领，把文件送到本人手上，顺理成章。 只是他并不清楚组织“有意不通知陈赓”这一层的考虑，也没有意识到一份文件对一个心梗病人的实际影响。 陈赓拿到文件后的反应，熟悉他的人都不会意外。 他没有推辞，也没有把文件搁在一边。在他看来，作战经验的整理不是普通的文字工作，而是把自己几十年打仗摸索出来的东西留下来，交给后来的人。 他开始口述，让秘书记录，很快又觉得别人代笔不够准确，改为亲自动手。 从3月上旬起，丁香花园那间屋子的灯亮到深夜，桌上摊着地图、旧战例和翻开的笔记。 傅涯问过医生，医生看他那几天精神尚可，觉得有一点事情做，或许比整日闷着要好，没有坚决阻拦。 然而，连续几天的高强度用脑，把本来已经很脆弱的心脏推到了极限。 3月15日，陈赓完成了序言部分，还让秘书给聂荣臻打电话，说自己休养得不错，心电图正常，很快可以回京工作。 这通电话所传达的“正常”，与他身体的实际状态之间有很大距离。 当天夜里，胸痛再次发作，硝酸甘油没有起到过去那样的作用。3月16日清晨，第三次大面积心肌梗塞夺走了他的生命。 陈赓去世后，他留下的那批未完成的手稿被保存下来，后来成为军事科学院整理战史材料的底稿之一。 手稿上的字迹有时工整，有时急促，能看出写的人是在跟时间抢东西。他抢出来的那些纸页留了下来，他自己没有。 特别
